[摘要]《茶馆》是老舍的经典之作，通过北京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展现了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茶馆》中的悲剧意象是串联时代变迁和人物命运的钥匙，揭示了时代变迁与个体生命沉浮之间的深刻联系。对剧中主要人物命运的分析，能揭示老舍使用的悲剧意象在反映社会现实、批判旧制度及表达生存体验方面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茶馆》" "悲剧意象" "时代与生命
[中图分类号] I234" "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5）01-0125-04
老舍的《茶馆》是三幕剧，但与西方的“三一律”指导下的戏剧不一样，其并没有遵循在一天时间内以一条完整的故事线来安排情节发展这一经典的叙事模式，反而跨越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在茶馆这一北京传统的社会空间中，将一系列人物关系串联起来，表现了不同人物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形成了网状结构，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全面且独特的时空场域。目前学界对《茶馆》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该剧作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旧时代毁灭的哀悼；二是对社会传统旧文化的凭吊，为新文化的宣传做铺垫。《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1]中，老舍既承认了“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又从正面表露出对“社会变迁与文化凭吊”的一些感慨，证实了他创作该剧的初衷。本文将在背景概述、主题多样性解读与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这一剧作文本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追溯《茶馆》文本创作的背景；二是论述悲剧意象的呈现；最后探析文本中悲剧意象表露的时代现实与生命反思。
一、《茶馆》的背景与结构分析
《茶馆》是老舍接受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几位老艺术家的建议后，从原本创作的《秦氏三兄弟》中，选出其中一幕再创作而成的剧作。老舍在自述《茶馆》创作的相关文章中表示，他以北平三教九流的日常生活，揭示时代的样貌，以此反映近五十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展现丰富的社会图景。老舍借时代变迁批判旧社会的某些劣根性，描写市民空间的变迁，同情苦难的底层人民。马斌认为：“隐藏的层面是表现老舍对市民生活的回忆，是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空间的衰退。”[2]老舍通过描写茶馆这一空间的变迁与衰落，反映了北京市民文化空间的缩小与其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表现其对新社会的精神期待。
《茶馆》的故事发生时间背景主要包括三个时间阶段：晚清戊戌年间、军阀割据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其中，第一阶段的剧作主人公王利发的茶馆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秦仲义打算开办工厂实业救国；二是常四爷被抓坐牢；三是庞太监要娶老婆。茶馆的墙上贴着“莫谈国事”，茶客所谈之事皆与国事相关。第一阶段出现了农民因贫穷卖女儿、太监娶老婆的荒谬场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荒诞的基本之特点表现为一种割裂，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和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人们对永恒的追求同他们生存的有限性之间的分裂，以及构成人本质的‘关切心’同人们徒劳无益的努力之间的分裂。”[3]太监娶媳妇这样荒诞的场景表现出老舍对腐朽时代里扭曲人性的批判，以及对底层市民苦难现状的同情。“莫谈国事”的茶馆里发生的却皆是国事，爱国的常四爷被抓入狱，这样荒诞且充满反讽意味的描写，表现了老舍对社会与政治二者关系的反思。时代现实影响社会个体，秦仲义开办工厂欲使国家富强的意识行为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出来。
第二阶段是军阀割据时期，战乱频发导致普通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打仗。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茶馆基本倒闭关门，唯有裕泰茶馆尚存，王利发能让茶馆生存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懂得“改良”。值得注意的是墙上原先贴着“醉八仙”大画，被撕去后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标语也愈加明显。常四爷出狱后的生活很落魄，只能以卖菜为生。秦仲义的工厂有点起色却不断被洋人打压。此时三个人所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级，即农民、商人、小资本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动荡混乱时代的影响。三个阶级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生存更加艰难。
第三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领北京城后妄想进行反动统治，王利发的茶馆即将被强制收走，他最终没能守住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凝结了秦仲义四十年心血的工厂也被拆了；常四爷最终落得流落街头的下场。三位主人公受时代影响都走向了悲剧，时代的变迁使普通老百姓感觉“越改越凉”。
《茶馆》采用了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分别对应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三个阶段的情节看似毫无关联，但都被几位相同的主人公和“茶馆”这一空间联系起来。这种结构安排使剧本在有限的篇幅内能够容纳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复杂的人物关系，每一幕内部又以许多小戏剧冲突连缀起来，形成了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通过固定空间串联整个故事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进行，这是许多戏剧、小说会采用的方法，这种结构方式不仅使剧本形散而神凝，而且为故事情节中的悲剧意象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事实上，老舍正是通过创作小说在文学的道路上逐渐成熟起来的，从早期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皆可以看出相似的手法。《骆驼祥子》中，老舍在北京城这一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利用祥子购买黄包车所经历的三起三落，成功展现了老北京城贫苦人的悲惨命运，其中串联起故事的线索就是“黄包车”，祥子为什么买车、怎样买车、买车后如何？这三个与“车”相关的问题展现出祥子的悲惨命运。陈为艳在谈及《茶馆》的叙述模式和结构时认为：“这种结构方式是同老舍的小说创作方法分不开的……具有显著的小说化倾向，作为小说家的老舍，在后来进行戏剧创作时，是很难丢掉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4]因此，剧作《茶馆》的叙述结构模式事实上与小说的叙述方式具有相似性，老舍将话剧创作的基本手法与自身独特的京味小说创作基本模式结合，汲取其中人物刻画、情节走向、细节描绘等优势，创作出了这一经典之作。
二、《茶馆》中的悲剧意象
王德峰在《艺术哲学》中提出：“在悲剧中，人生的价值不是得到实现，而是与现实完全分离；人生的价值不是被肯定，而是被毁灭。悲剧感就是人心在自由的毁灭中反观自由之意义的一种生存体验。”[5]老舍将旧时代的覆灭悲剧进行了视觉化的改编，以时代的变革与生存命运为主题，凝结为《茶馆》。几位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源于对自我存在的追求与守护，无论是茶馆老板王利发想要守护自己祖辈传下来的产业，还是秦仲义想要“实业救国”、常四爷想要过太平日子，这展现的皆是处于时代更替阶段的北平普通人对个人生存的渴望，他们的愿望与时代的矛盾导致了悲剧的诞生。本文将人物命运的悲剧与象征性意象结合起来，探究悲剧意象对剧作的作用。
首先，是几位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在剧作中所展现出的独特作用，主要包括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他精明能干、圆滑世故，为了维持茶馆的生意不惜委曲求全。然而，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使他的努力化为泡影。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的时期里，裕泰茶馆变得更加破败不堪，王利发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可是，王利发非死不可吗？不可以更换行业吗？这个问题在此有确切的答案：是的，非死不可。佐明在《悲剧人物和悲剧精神》中写道：“在悲剧艺术中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以英雄人物作为悲剧的主人公，而在于能否揭示悲剧人物的‘真正悲剧因素’。”[6]他的命运悲剧在此象征着旧社会中小商人的无奈与挣扎，象征着这一市民阶层作为被剥削者的必然命运。王利发在此前表现出一种明哲保身的软弱性，究其本身不过是普通人“混口饭吃”的无奈之举。但他这种人，最终必然“无路可走”，与其抛弃祖业苟活，不如慷慨赴死。老舍这样的安排，更深层次地展现出了人物的气节。秦仲义是一个家境殷实的资本家，他主张实业救国，并倾尽心血创办工厂。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他的理想终究破灭，工厂被霸占、资产被掠夺使他心灰意冷。他自嘲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应该劝告大家有钱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7]这句话充满了辛酸与无奈，也揭示了他作为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悲剧冲突的作用在于丰富悲剧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展现悲剧意象所包含的艺术使命与价值。最后一位主要人物常四爷是一个满族旗人，性格刚烈、热爱国家。常四爷这一悲剧人物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在与老舍座谈时，王瑶认为：“贯穿全剧的三个人物只有常四爷最明朗。”[1]然而常四爷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他自食其力、乐于助人，却因身份和观念的落伍而陷入困境，最终他在穷困潦倒中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句话包含了老舍对民族创伤的书写与反思。在西方，“从13世纪末期起，这个词（民族）就已经普遍通用，最初具有一个主要的意涵，指的是一个族群而非政治组织的群体”[8]。常四爷是满族平民，这一人物身上还体现了满族人的“民气”。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道：“中国既敢抗战，必定是因为在军事的估量而外，还有可用的民气。”[9]这一“民气”，指的是自强不息、敢作敢当、爱国爱家的特质。常四爷被抓时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民气”，这是老舍想要赞扬的一种精神特质。
其次，象征性悲剧意象在时代变迁中贯穿始终。裕泰茶馆作为全剧的舞台背景，其兴衰变迁直接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从清末时的生意兴隆到抗战胜利后的破败不堪，茶馆的命运象征着旧中国社会的衰败和人民的生活愈加严峻。茶馆的兴衰过程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化，更是一种精神象征的消逝。作为老北平随处可见的空间场所，茶馆正是北平社会的缩影。这里可以看到上至官员下至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它是老北平社会的典型场域代表，具有反映社会现状的典型性特质。
此外，剧中人物的毁灭也是悲剧意象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王利发的自杀、秦仲义的绝望以及常四爷的穷困潦倒都暗示着旧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生命的漠视。这些场景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以及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助。悲剧的意义则就在于赋予个体生命凋落之时以崇高的价值。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的命运意味着个体在与时代的对抗中失败，个体生命的毁灭显示了时代的黑暗，而个体的毁灭所具有的悲剧意蕴，赋予了这部剧作震撼人心的价值。老舍以悲剧的形式思索时代与社会的关系。
三、悲剧意象中的时代与生命
老舍通过展现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时代变迁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个体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悲剧性，充分展现出了《茶馆》所要描绘的生命体验。
无论是王利发的小本买卖还是秦仲义希望的实业救国都无法摆脱时代的桎梏，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旧社会制度和个人命运交织的必然结果。悲剧意象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深刻揭示，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旧社会黑暗面的有力控诉。
王利发的自杀，不仅仅是他个人无法适应新时期变化的悲剧，更是对旧社会商业环境恶化、小商人无法生存的现实的批判。秦仲义的失败，则体现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单靠民族资本家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现实。而常四爷的无奈，则反映了旧时代普通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普遍现象。
剧作中人物的悲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历史的进程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批判。每一个悲剧人物都是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他们的命运与历史的变迁息息相关。通过这些悲剧意象的展现，老舍不仅表现了近代社会的黑暗面，也表达了对新社会的期待和憧憬。剧中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通过对这些悲剧意象的展现，老舍深刻揭示了社会的复杂性，也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关怀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2] 马斌.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空间的衰退——重读老舍《茶馆》[J].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3] 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M].施康强，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 陈为艳.论话剧《茶馆》的小说化结构[J].时代文学（上半月），2006（5）.
[5] 王德峰.艺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6] 佐明.悲剧人物和悲剧精神[J].文艺理论研究，1980（3）.
[7] 老舍.茶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 老舍.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0] 尼采.悲剧的诞生[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责任编辑" 陆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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